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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去世三年多了，但我好像时常聆听到他的谆谆教诲，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路要自己走，历史要自己写”的话语不时在我的耳边响起，我不禁追忆起爷爷生前的点点滴滴。
    爷爷幼时因家境贫寒，十四岁被迫到地主家做童工，和他父亲上街用绳子拉黄包车，历尽了千辛万苦。十八岁毅然参加陈毅领导的新四军，后在华东野战军某团部任战士、通信班长。在战斗激烈的烽火年代，他在部队领导的率领下不畏艰难，英勇杀敌，于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为了保障通讯指挥的畅通，造成双耳膜被炸弹震聋，右锁骨和肩膀被炸弹掀倒的屋梁压断，光荣负伤。当时“死神”与他擦肩而过，他的整个身体被压在被炮弹炸倒的工事下三天三夜，是部队战友打扫战场时才发现，把他从“死神”手中抢救出来。1949年复员回乡不久，华东军服厂先后3次催他去上海工作，组织上安排他到区公所任护税员。作为荣军，家乡土改时分给他3间大瓦房和一张大床，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我们至今才知道他不去上海的初衷，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台，减轻国家负担，自食其力，不坐享其成。作为有功之臣，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六十年代初，他积极报名参加了南通水利部门组织的海安等地区民工到仪征青山开采砂石矿，出色地完成了在仪征青山长达4年的开采砂矿任务，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他兄弟姐妹7人，又是长子，他自食其力，并资助兄弟姐妹4人完成了初、高中学业。虽家境贫寒，但他从不伸手要救济，找政府的麻烦。在常人看来，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他复员回乡十年，在各级政府民政部门的多次督促下，在家人、邻居的劝说下，他才勉强到县人民医院参加体检，被国家民政部门评为二等乙级革命残废军人。我们给他算了一笔经济帐，按当时的标准，每年136元，至少少拿了十年抚恤金，计1360元。要知道当时一个劳动日只有一角钱，每斤猪肉只有0.74元。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可以办好多事。假如他一复员就评残，按当时的伤残情况，他肯定会被评上一等革命残废军人，那怃恤金就是现在的双倍多，假如他当时一回来就去上海工作或当税务员，那就是离休干部待遇，每月工资几千元，还有几百元护理费。有些人说他犯傻、吃亏了，为他惋惜，但他却说：“一起去参军的近百人，活着的又有几个呢？要钱有什么用！”
    长年的行军打仗，使他落下了终身难以根治的支气管炎、心脏病、肺气肿、风湿类关节炎等疾病，一到冬天发病，气喘咳嗽，疼痛难忍，活动不自如，我们都劝他住院进行根治，反正医药费全报销，但他却说这是老毛病，冬天一过就好，不需要花国家的钱住院。十几年前，出于关心照顾他，我们都劝他从乡下搬到县城与子孙同住，可他就是不同意。后来在子孙们一再坚持下，他才勉强的搬来了。可他一刻也闲不住，我们怕他憋出毛病来，就托人帮他找了份临时工作，门卫兼清洁工，一干15年。从此，他起早带晚，楼上楼下，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两个人的工作，他一个人全包了。时间长了，有人劝他，你辛苦一辈子何苦呢，这么大年纪，该享享清福了。但他说：“牛拴在桩上也是老！”就这样他一直干到2003年10月，直到因公造成左股粗隆粉碎性骨折致残，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此时他已76岁高龄了，真是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多么难能可贵啊！
    他平时生活上非常节俭，但听说父亲为了完成5万元投资民营企业，参与企业运作任务时，异常积极地把他平时打工节省的40多张存折交给母亲。到银行一清点，少的几十元，多的几百元，合计2.9万元，这样一张张攒起来的钱真不容易啊，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啊，他毫无保留地给父亲，支持发展地方民营经济，真是让我好感动啊！
他患病住院治疗一个多月期间，表现了一个老军人的乐观、坚强，与疾病作斗争的勇气。在做激光治疗时，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从未流泪叫苦，而当听我说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这些人民的功臣—伤残军人，给他们增加了伤残抚恤金1200元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病重时他叮嘱我们要争气，要努力干好工作，照顾好健在的奶奶，去世后一切从简。此时此刻，我想以泰戈尔的一句诗送给您：“生如春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爷爷您安息吧！(陆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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